中国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经济创新和经济转型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难点，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创新是转型的原因，转型是创新的结果。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转型和创新的过程。转型和创新的基础，就是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我们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日本是一个与中国基本同时代被迫对外开放的国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走上了一条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道路，取得了不逊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成就。日本在二战历经毁灭性打击以后又在20年内实现复兴，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其创新、发展和转型的经验进行考察和学习，值得借鉴的是其整体思维和顶层设计。日本不是靠招商引资发展起来的，日本市场上活跃着的是日本国民创办的企业，日本企业向世界各国出口的商品量是十分惊人的，树立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世界上招商引＂智＂最成功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提供了世界上少有的、高质量的技术成果转化环境，加上企业家和企业员工的敬业和进取精神举世无双，使日本企业在跟随式创新发展中获得与世界一流企业同台竞技并实现超越的能力。日本跟随式创新的绩效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日本这种跟随式创新道路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借鉴。尽管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仇恨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有通过后代人的努力，在创新、发展和转型上实现对日本的超越，才是真正对祖宗负责的态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日本不少人奉行＂弱肉强食＂，鄙视弱者，崇拜强者。它曾经对中国的唐朝顶礼膜拜，现在又对美国顶礼膜拜。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日本就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只有当中国的创新、发展和转型达到让日本人崇敬的水平时，才能算得上成功，这也是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转型是否大功告成的一个直观标准。

二、创新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方法。1912年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开创性地把＂创新＂与＂技术发明＂相区别，将创新的使命赋予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并指出创新的形式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明确定义＂创新是指将技术成果商业化的过程＂。因此，创新是企业创造财富的方法。我国的高科技产业运动和日本、韩国一样，本质上都是跟随式创新。首先，不能把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世界创新体系实质上有知识创新体系和财富创新体系。由于中国对国家创新体系大政方针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多半是院士、教授和政府官员，所以造成文件、政策、媒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来定义创新体系，这是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所存在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其实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财富创新体系。其次，不能把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立起来。对财富创造而言，技术只是手段，如果能够引进，就应该积极引进并利用它创造财富，而且还要在引进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是跟随式财富创新体系的精义。综上所述，财富创新体系的任务就是要促进和帮助企业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

三、国民素质决定创造财富的终极能力。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质量并不理想。我国的发展方式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是产业层次比较低，造成产业的附加值比较低，而高科技产业增加值率普遍低于传统产业。二是人民的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成就的关联度不高。据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民幸福指数平均得分4.7，基本与1999年持平，低于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与新加坡的6.5、日本和韩国的6.1相差甚远。尽管12年来，中国的GDP增长很大，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基本原地踏步。反观当前的社会矛盾却相当突出，公共安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创业就业艰难，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巨大，基尼系数超警等。三是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水土不堪重负，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过度使用等。值得庆幸的是，中央高层十分清醒地强调在“十二五“期间要推动创新和转型。创新和转型需要达成社会共识：发展，在国内是地区之间的博弈，而地区之间的博弈实际上就是各地区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各企业之间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素质的博弈；在国际上是国家之间的博弈，而国家之间的博弈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博弈，而企业之间的博弈归根到底是企业家素质之间的博弈。因此，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最终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而政府官员的素质和公众的素质则是企业家素质的土壤。国民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主要包括技能、眼界、思维、伦理操守和进取心五个层面。在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素质结构中，技能层面上的素质属上乘，眼界与思维层面上的素质属平庸，操守和进取心层面上的素质属低劣。和其他国家的人比较，中国人素质中的技能因素是占有优势的。中国人的聪明主要体现在技能因素上。在现代社会中，仅靠技能来创造财富是不够的。以中国菜系为例，可以说普天之下，中国人的烹饪水平无出其右，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其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能够和肯德基相比。由此看来，仅有技能因素只能算一个当兵的料；具有技能因素再加上眼界和思维，可以成为一个将才；再加上伦理操守和进取心，才能够得上帅才的标准。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素质只能当兵，关键是要具备足够数量的将才和帅才，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立体的，才会有高度。就中国当前的创新和转型而言，关键是要抓住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素质的提升。国民素质转型的关键，就是弥补五个层面中的短板，使中国拥有大批在五个层面均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实现大国的复兴。千转型，万转型，素质转型是前提。面对全体人民的素质提升这样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社区，在各种历史机缘的助力下，加上自身的努力，基本都实现了人的素质转型，它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把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喻为＂从走兽向飞禽的蜕变＂。就素质而言，这些华人已经实现了蜕变，所以其创新和转型才能够取得成功。按照中国创新和转型的目标，一定要从素质的蜕变着手，全力推动国民素质的提升，继而才能利用这个杠杆撬动中国经济的创新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