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年2月4日-6日，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图为华远地产(3.63,-0.01,-0.27%)董事长任志强(微博)。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任志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所以我用市场的力量说一说，什么是市场的力量没有人用办法去衡量，拿称去量？还是有多少重量，张维迎写了一本书叫做《市场的逻辑》，提到250年的时间，大概占人类历史三万多年的1%，但是生产了近99%的GDP，他告诉我们实际上是市场的变化，有了市场经济的250年之内，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个发展速度无法用时间和重量等等其他办法来衡量的，最重要一条是市场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我插队的时候，我发现和三千年以前没有什么区别，犁还是犁，牛还是牛，我们上山还是背着绿皮编着的麻袋，还是用的碾子，都没用镰刀，用的就是一根棍儿，用短棍儿打麦子，把麦穗打下来，这和孔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导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农业工业都没有发生变化，市场经济就是让欧洲有了蒸汽机等等其他的发明的原因，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或者说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互联网已经让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们奉行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东西，解放前30年，计划经济时代举全国之力，奋斗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饭不饱肚，衣不遮体，用计划的办法是失败的，我们不需要别人说服我们，我们前30年已经证明了这一条，极度短缺的商品，共产主义第一条件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如果总是贫穷饥饿的话，无论如何不会走进共产主义的，这个争论有很长时间了，我们大概在30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三民主义，政府提出了要实现民主国家，要实现市场经济，甚至于我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段时间要保留中国资本主义相当一段时间，还要坚持市场化的一部分，实际结果在解放以后，我们逐步取消了市场。改革前的30年，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地主常常因为劳动致富，中农也是因为劳动致富，但是由于他们富了，所以他们被打倒了。劳动致富在改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而不劳动的人可以分到田，所以耕者有其田，不是从劳动结果而产生的，而是说你拥有财产多少决定的。工商业改造的时候，我们消灭了私营经济，冯仑在前几天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了，温水煮青蛙，大概用六七亿的股息没收了23亿左右的财产，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读史求实》，杨奎松先生写的，谈到了毛主席说用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极大的私人资产，又有反右，消灭了我们社会的良知，让百花齐放，变成了没有人敢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只好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都是匿名的。大跃进完全违背社会经济的办法，我们后来生产了400万吨的废铁，没有了钢铁部、冶金部，突然发现我们可以生产7亿吨钢，或者说8、9亿吨都不在乎，这就是市场和非市场化的原因，四清的时候，把小农经济里的自由交换，比如说拿鸡蛋换咸盐也被消灭掉了，然后我们也没有了自己的信仰，因为当时我们的信仰，我们都是那一代的红卫兵，我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当我们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的人，发现我们是最穷的，就是因为改革之前的30年，形成了一个共识，今天下午的讨论会上还有人说，我们的改革是在倒逼机制下形成的共识，市场经济的变化是实现了人身自由，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可以随便跑了，可以从南方跑到北方，可以做小买卖了，取消了投机倒把，从短缺开始走向过剩，局部产品开始形成过剩，重要是生产要素的流通，包括人、资源、资金等各种方面的条件。于是人们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因此我们从市场经济看到最大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化。

　　从92年到2010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人民币的增长，邓小平提出21世纪的中叶人均GDP要达到4000美元，我们大约提前了40年，2010年就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目标，恰恰也是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一个速度，这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如果中国和世界经济水平相比，会发现在多少年以前，人们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是在市场经济之后才开始进入和走向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大概和日本和韩国相差了30年到60年，和美国大概相差了80年以后，这样一个平衡增长的过程也预示着我们未来虽然保持一个市场的增长，但是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实行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后，人均住房制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虽然今天作为开发商我们被称为人民公敌，大家都说房价过高导致我们很多年轻人没法买房子，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市场化让人均居住面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从城市化的发展也可以看到，如果按完全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来看，农民被死死的绑在农村的土地上，今天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在迅速的增长，今年宣布超过了50%增长速度，去年是49.6%，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凡是实现了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时候，当人身自由出现变化的时候，市场程度比我们高得多得多，二战之后，韩国在抗美援朝之后跟我们是同步的市场化建设过程，跟韩国相比，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重点显示的恰恰是90年以后，或者是92南巡讲话之后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95年城市化率达到接近3%的时候，每年2400万人口进城，当国进民退，市场化程度受到抑制以后，就变成1200万人进城了，充分体现出来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变化情况，我们有知青上山下乡，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去当会计等等，我们那个时候是反向的，改革之后发现我们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迅速增长，快速增加了，恰恰符合我们现有的经济规律，从城市化率超过30%进入到70%之间的时候，确实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而我们国家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现象之中。

　　目前为止，我们大城市只有60%左右的城市化率，三四线城市到四五线城市接近30%，不是中国未来没有发展的动力了，而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和适应中国正在发展的经济阶段，从世界的平衡点来看，在同等的人均收入，人均GDP收入发展条件来看，我们和国际的平均线差14到16个点，尽管我们努力的直追，未来还是一个高增长的城市转化率，仍然和国际的平均线相差很多。这恰恰是我们可以保留一个为留预期发展空间的一个过程，只是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邓小平先生告诉我们，南巡讲话说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没有阶级斗争，这在前两年的讨论当中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他抑制的恰恰是人权、自由权和产权，这也是张教授提到的一些问题。不提姓资姓社，是因为我们从20年前就开始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要走1905年的一段，苏联革命的反复，还是直接进入1917年以后苏联直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段争论在党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到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短暂时期，最后到解放以后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姓资姓社的一种争论恰恰抑制的是我们的进步，也抑制的是我们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

　　但是现在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贫富差别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腐败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归罪于市场经济，但是实际上这些是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不是，根子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的政治制度改革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进步的话，必然会带来这样一系列的矛盾。比如说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和国企大概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但是分配的工资和福利占到了55%。所以是垄断在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有人说小资本家发财了，在座的企业发财了，如果是发财的话，他们是用劳动，用财富获得的，在分配制度上，你跟我干同样的活儿，但是你得到的收入比我收入的高。

　　我们同样有民营石油企业和国营石油企业，假定我们完全开放了，都形成国有和民营的自由竞争，也许这个公司不是因为资源获得的福利，分配才能公平，因为我们的资源垄断形成了腐败等等，导致了二元结构，农村的土地，使农民无法把土地变成现金，变成就业的资本，不能把财产性的收入进行转换，城市里面一个破房子，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突然他的房子从两百块钱一平米，到现在12万块钱一平米，但是农民的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可能是新盖的房子，但是仍然不值钱，就是没有办法转换这种二元结构，同时导致了权利的失控，于是利用权利而实行的腐败是很多的。我们有历次的反腐败运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但是现在的腐败仍然在盛行，盛行结果主要在于权利不被监督，如果把权利关在笼子里面去，也许我们的民主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使监督不再仅仅依赖于举报，依赖于计委，也许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成功，可以看看医疗、教育方面，民众都在抱怨，包括中央制度都在抱怨，但是我们高级领导干部拥有医疗费用的倾斜、服务占的比例非常高。甚至于占了医疗经费的80%以上的比例，教育业也同样，这一系列的问题恰恰导致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市场化，医院、学校、教育等等一系列都不能实行市场化，在加拿大是用社会公益的办法，保险基金限制医院的收费，那么这一系列都是因为有了市场化的一些约束条件才导致的，我们也提出环境污染，也是因为能源的垄断而形成的浪费和污染。

　　我试图把所有的一些原因都归结于非市场化的因素，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恰恰是市场化因素会让所有这些弊病都有一个限制性的条件，当我们实行民主的时候，不是因为民主会选出最优秀的领导，而是因为民主有纠错机制，我们认为市场化的最大功能在于它拥有一个很良好的纠错机制，当你错的时候会在竞争当中淘汰，于是就会有一个新的东西产生，这样会刺激或者是打破旧的垄断，而形成一个新的生产结构，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十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国进民退，越来越多的国进民退让市场经济在萎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甚至于我们的发改委约谈说你的价格如何如何，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我们的政府在操纵市场，限制价格和规定价格就是操纵市场，一个人只能买两斤猪肉，就是限制价格，也变相形成一种操纵，包括我们的福利分配制度，都可能因为这个产生差别。

　　98年以后的市场化导致住房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是不是要进行保障，这个问题不需要进行争论，因为联合人权公约上明确规定所有政府必须确保我们公民的居住权利，这就是保障。但是居住权利在中国变成了财产性的权利，分配制度的财产性权利，福利性的分配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倒退，是更加不公平的一种垄断性的权利造成的一个结果。而我们也越来越看到不断加大垄断，导致的结果当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需要的是还原到南巡讲话小平的基本精神上来说，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力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