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鸿雁看来，中国城市的文化力量，给予城市人新的生命意义！浓厚的城市文化像一棵千年老树，人们在树下乘凉，都会感染成为这棵树的子孙，“无论来自何方的文人达士，进了北京成京派，进了上海成海派！ ”上海的“石库门文化”与北京的“胡同文化”形成了各自的生活风情。

    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样板城市，西方文化在这里冲撞、交融，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前沿地区。可以说，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代表了中国近代城市变迁的历史，整个城市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发生着激烈的重组与分化，同时它也在近代文明的潜移默化中，伴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而构建新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明。十里洋场，意味着一个个新文化符号的生成。

    不妨用“近代老上海元素”来说明海派文化，这些上海元素在其他城市是很少能够看到的，信手拈来就有几十种：领事法庭、江宁会馆、租界公部局、圣约翰大学、黄包车、下只角、西式马车、石库门、里弄、租界、西式洋房、老虎窗、百老汇、罗马传教士、大世界、跑马厅、申报、外白渡桥、巡捕房、公董局、南京路、国际饭店、永安百货、徐家汇教堂、城隍庙、江南制造局、沪剧、买办、洋泾浜等等。可惜的是，如今的上海，许多城市符号已成为曾经，张教授遗憾地说，“张爱玲小说中的双层巴士、弄堂小道已经很难找到了。 ”

    不过，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事件赋予上海新的文化元素。张鸿雁表示，2010年上海世博会文化的建构，应该说是上海近代开放的一种必然结果。张教授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事实上，是人类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因为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 ”

    城市，无疑是人类物质财富的集中地；城市，同样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新地和人类文化的一个大“容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开山鼻祖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的贡献。 ”文化的积淀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符号，比如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它不光是世博会的产物，也是巴黎城市文化积淀的结晶。张鸿雁呼吁，我们要保存、要强化城市符号，当下，所有人都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会成为未来人类的文化财富吗？

   文化资本积淀为经济资本

    “那种巨大浩瀚，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也是大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张鸿雁说，仅就中国城市而言，几千年华夏文明积淀下来的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派文化”、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而形成的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和以香港为代表的“港派文化”，均构成巨大的无形资产与城市文化资本形式。比方说，中国消费者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对上海消费品形成的高度信任感，就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文化资本，这种城市文化资本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深化，意义越来越重要，并在更多层面上展现着“资本”的属性与功能。

    资本原是狭义的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资本定义为“作为现在和未来的产出与收入流的源泉，资本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存量。 ”传统经济学中，资本也仅指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直到舒尔茨和贝克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才使经济学接受了除物质资本以来的资本，泛化了的资本可以定义为有助于生产和交换的价值存量。从经济学意义上对资本进行再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资本、城市文化资本的内涵。

    “文化资本”一词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他认为，现实生活中，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当然，“城市文化资本必须通过一种生产场域过程，才能够转化为资本性价值。 ”张鸿雁教授说。

    人、财、物这些资本的价值不用赘述，现代社会，伴随着“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的作用与能力的日益凸显，其价值也越来越被大众认可。具体来说，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并获取相应的回报。而作为一种资本，文化资本自然具有资本所具有的两大特性：一是累积性，即它是通过累积而形成的；二是获利性，即任何资本只有被投资于具有获利可能的生产和活动才成为资本。张鸿雁教授认为，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这一过程因为包含了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所以极费时间，而且必须由投资者亲历亲为，“就像肌肉发达的体格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不能通过他人的锻炼来获得那样。 ”

    根据张鸿雁对城市文化资本概念的解读，城市文化资本也是一种公共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城市文化资本”要素，如北京的长城、故宫；杭州的西湖、灵隐寺；南京的中山陵、玄武湖；西安的大雁塔、城墙等，其历史符号所表现的是制度型安排的公共财富，而且是世界瞩目的公共财富，具有公共文化资本的属性，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有了真正的城市文化资本价值。城市文化资本与一般个体获取的文化资本最大的不同在于，一部分城市文化资本是通过历史——时间的“涵容与扬弃”，并通过群体性行为创造的，这其中包括历史过程、历史认同；一部分城市文化资本是精神文化的产物，是根植于城市土壤和城市人心中的一种资本性价值。用更通俗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人的开放意识和精明可以算是一种“城市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城市发展新动力因

    “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城市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与增值。正因为如此，城市文化资本构成了城市发展新“动力因”。张鸿雁认为，这种动力作用体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形象塑造的过程就是城市环境改造和城市更新的过程。举例来说，世界上城市形象良好、城市文化活力强的城市，无不具有特定的文化构成关系和良好的城市形象概念。比如巴黎是公认的“服装之都”、“文化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维也纳的标签是“音乐之乡”；东京则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城”；伦敦是“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罗马是“古典文化集萃的城市”；香港是“世界最自由和最安全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整体形象为城市文化创造了无穷的魅力，城市形象概念要素成为城市形象的“表意符号”，代表着人们一些理性的理解和感性的认知。

    目前中国一些城市的城市形象建设，无不在改变着城市的现状，提升城市的整体质量，更直接的是提高了城市市民的生活质量，为现代新型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行为文化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其次，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任何一个世代中，相应的城市时期都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角色和同样丰富多彩的新潜力。这些东西带来了法律规范、举止风度、道德标准、服装、建筑等各方面的相应变化，而这些新变化最后又将城市转变成一个活的整体。 ”在张教授看来，现在社会上类似凤姐的怪现象就是文化资本不充分的产物。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本质的一种反映，城市的主体是人，创造城市形象的过程，也是创造现代人的过程，人与城市之间的主客体相互改变着对方。

    第三，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文化资本建构也是解决人类危机的一种途径。城市日益拥挤和无序，而城市文化资本运作无不十分注重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交通环境的改善可促进城市进入信息流、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的高级化状态，使人们的出行更为方便，整体的社会流通更快捷，进而在人们的“行”、沟通、互动、交往方式及消费方式方面创造良好的条件。城市交通的建设本身就是在降低城市人生活时间成本，越是发达的社会，个人的时间成本越高，商务成本也越高，而降低时间成本、降低商务成本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指标。城市人的交通方式和交往方式在城市交通变化中会产生新的结构性变迁，如人际交往半径增大、就业区间扩大、花费在交通中的时间减少等。

    这仅仅是在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的表现。在其他方面表现更为直接，如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交通文化的发展，使人们居住的选择更灵活，城市郊区化与郊区的生态住宅改变着人们的居住质量。交通的发展使消费行为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促进了新型商业业态的出现与发展，大卖场和一站式购物，使休闲与购物体现为文化行为的双重性和同一性。

    第四，城市文化资本的运作就是把城市建设成“创造性文化产业的地点”，这也是改变城市空间环境和创造城市形象，进而达到改善城市生活质量的目的。人类工业化的过程曾是一场噩梦，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非人性的人类文化灾难，带给人类发展难以估量的灾难性结果。张教授的看法是，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过程，试图在全新意义上解放人类的城市生活本身，用一种智慧型的生产模式，取代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人类和地球能够长久共处，直接获得的益处是城市人居环境的美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所谓走低碳发展道路，就是在“城市新文化”下做出的新选择，当今，全球城市都在朝着生态城市的方向发展，使城市更适合人居，环境、空气、绿化、水源……人与自然追求和谐共处，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张最美的城市名片。

    城市是社会发展的样板，城市是市民的舞台，城市是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