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安全……人类面临诸多挑战时对“生态生活”寄予厚望。但是，究竟什么是未来的生态生活？怎样才能建设生态城市？在天津举行的“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对此予以热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生态有没有明确的定义？当我们谈论“生态城市”、“生态生活”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

　　各国专家普遍公认的是，生态城市应该符合基本的条件，但模式绝不是单一的，也很难被简单复制。欧洲生态城市之父帕洛海莫认为这个标准是：“不污染环境，节约地使用自然资源，建筑与自然相融合”。

　　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低碳生态城”的概念，住建部今年7月启动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导则》的编制工作，将“最大限度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明确作为生态城市标准之一。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主任杨富强特别提醒记者注意，以“高碳”为代价是生态城市的陷阱。花园城市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高碳”城市，去过新加坡的人都有在室内被空调冻得发抖的经历。

　　生态城市的另一个陷阱是“不计一切代价”。国际研究显示，生态化生活将使每个家庭的生活成本提高20%。生态城市的建设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投入。但在目前的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很少有人问及效率与效力。香港规划师协会前会长叶祖达认为，没有科学、透明的手段评估成本效益，会损害社会积极性。

　　建设生态城市不该成为政府的面子工程和投资竞赛。如何低成本的采用新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是关键。

　　巴西的库里蒂巴是联合国首批“最适宜人居的城市”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拥有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好、最实惠的公共交通系统。在70年代城市改造规划时，当地政府并没有大规模征用土地去修路，而是通过翻修现有路面，建立起高速运转的交通系统来解决交通拥堵和城市贫困问题，还允许穷人用清扫垃圾来换取车票。

　　在古巴的巴亚莫市，只有15%的居民有条件使用机动车，马拉货车满足了当地40%的交通需求。人们发现，机动车不是解决公共交通的唯一方式。

　　“好莱坞警匪片里常见在地沟里飙车追逐的场面”，杨富强向记者解释说，发达国家犹如“地下城市”般庞杂的管网系统的实际作用在于，为新建和修缮管道预留了空间。而我们往往只看地上不看地下，挖了埋，埋了又挖，结果还是每雨必淹。

　　政府规划需要创新型思维和人性化思维。在杨富强的设想中，水、电、气、通信、交通在城市建设中都可以连成网络。老人和小孩出门都爱坐的地铁才称得上便捷。

　　公众参与也有机会为政府提供思路。挪威霍兰达郡发展局局长斯戴维告诉记者，在挪威，生态社区的建立往往由社区居民和地方政府发起，基层的成功经验，为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向导”。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也许就像来自库里蒂巴的规划专家奥斯卡对记者所说的，任何一种生态生活都永远不能被复制，但每一个生态城市的成功都会提供一些可以被运用和放大的元素。